商傳媒｜責任編輯／綜合外電報導
根據《The Tech》報導，長期以來，美國國防產業與矽谷科技產業之間存在著複雜而緊密的連結。早在 1960 年代，美國政府對半導體晶片的需求，曾是 Fairchild、General Instruments 和摩托羅拉（Motorola）等公司幾乎所有晶片銷售的來源，形塑了矽谷的早期榮景。然而，時至今日，隨著新創公司（startup）崛起與科技快速發展，這種關係正經歷新的轉變與挑戰。
近年來，新興科技新創企業在國防領域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這些公司提供所謂的「雙重用途技術」（dual-use technologies），意指同時具備民用和軍用價值的產品或技術。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創投部門在 2005 年曾向 Palantir 公司提供 200 萬美元貸款，該公司此後不斷擴大其在五角大廈（Pentagon）自動化目標鎖定能力方面的作用。到了 2026 年，安杜里爾工業公司（Anduril Industries）再次簽署一項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軍事合約；Google 與微軟（Microsoft）也簽訂協議，將人工智慧（AI）技術整合至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的「作戰人員決策系統」中。
然而，這種趨勢也引發了對科技巨頭影響力的擔憂。記者莎倫·溫伯格（Sharon Weinberger）在其著作《死亡谷：科技巨頭如何助長戰爭的未來》（Valley of Death: How Big Tech is Fueling the Future of War）中指出，許多新創公司以「假裝成功」（fake it ‘til you make it）的心態進入國防產業，導致政府在未能實用的專案上花費數十億美元的稅款。她擔憂科技富豪可能片面決定戰爭的重大事項，例如馬斯克（Elon Musk）在 2022 年曾因意見不合，中斷烏克蘭部分邊境地區 Starlink 服務，阻止烏軍攻擊俄羅斯艦隊；AI 公司 Anthropic 也曾表示不允許五角大廈無限制地將其 Claude AI 模型用於軍事目的。這讓人們質疑，軍事行動的控制權是否正從民選官員手中轉移到億萬富翁。
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菲奧娜·默裡（Fiona Murray）則認為，政府作為客戶，最終仍能決定技術的使用方式，且商業利益影響軍事決策並非新鮮事，她將馬斯克與奧特曼（Sam Altman）的影響力與歷史人物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及特斯拉（Nikola Tesla）相提並論。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吉恩·凱瑟爾曼（Gene Keselman）更預測，隨著 AI 整合至國防創新，傳統大型國防企業將面臨「滅絕事件」。他指出，當今一架價值 1,500 萬美元的 F-35 戰機，可能被僅約 1,000 美元的無人機摧毀，使得高昂的系統工程策略不再可行。凱瑟爾曼認為，未來的國防產業應將重點從大規模系統製造轉向適應能力與生產彈性，而大學實驗室中的年輕新創團隊，正是推動此類變革的關鍵力量。麻省理工學院的 Defense and Dual-Use Ventures Lab 和 Mission Innovation X (MIx) 計畫，便是為此培養學生，協助他們將技術從概念階段推向實際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