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海外民運推動現危機!王戴: 中國議會遊走灰色地帶，將玩火自焚

記者謝振維/東京採訪報導

海外民運人士是一群從中國逃離至其他國家的人士，尤其是在六四事件爆發後更是達到高峰，自中國鄧小平主席改革開放以來，採取經濟開放政策進而走向市場經濟，逐漸讓中國的社會急速發展，也成為世界各國不可或缺的龐大市場，也帶來了可觀的商機。但在經濟富裕的同時，許多人士也期待在政治制度上作出更多改變，以致於民運的相關組織在海外地區陸續成立。

但發展至今，看似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民運，終於希望透過成立海外中國議會組織，凝聚向心力，並提出政策。但可惜的是，近期在社群媒體上由中國議會日本區籌備會召集人王戴，所發表的退出中國議會聲明書，將海外民運的實際狀況揭開頭蓋，揭露許多中國議會組織偏離民運中心思想及遊走灰色地帶謀求私利的驚人事實，讓人不禁好奇海外民運後續該怎麼走下去。

本刊很榮幸訪問到長期在日本推動民運的關鍵人士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王戴，也是本次退出中國議會組織的日本區召集人，透過專訪，讓我們對海外民運的心路歷程，以及針對本次退出組織申明事情始末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以下為訪談紀要。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日本區中國議會，以往台灣民眾在日本僑界比較少聽過此類組織，我們知道他是海外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組織，根據資料顯示這個組織在2026年1月1日由王丹先生等人成立，並發布籌備成立公告，而在三月您被任命為日本區的負責人，目前組織成員是中國日僑還是其他?您能稍微介紹一下中國議會的現況嗎?

王戴：「談到中國議會的成立與現況發展，中國議會實際上是在2026年1月4日重新定位並正式啟動。但早在2022年時，北美與日本就已經有人提出過中國議會的構想，但沒有具體的實施。我想王丹先生等人成立中國議會的初衷，是為了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透過這個議會來凝聚海內外的向心力，將其作為推動民主發聲的重要平台。

在這之前，我們也知道魏京生先生的『中國民主化運動海外聯繫會議』，舉辦過兩次『國是會議』。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國是』這兩個字在中國大陸的公共論述中是不存在的。而我們發展方向的參考目標，正是借鏡台灣當年『國是會議』的性質，希望讓海外人士能夠有一個安全且自由的平台來進行討論與議政。
而我們究竟要議什麼政呢？那就是討論未來的中國在民主體制之下，究竟該往什麼方向走。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由於早期第一波參與者多屬於較高年齡層，隨著世代交替出現了斷層，因此許多海外人士也希望能夠參考不同國家的實際經驗來尋求突破。

不過從整體大架構來看，我們認為中國議會的初衷是切實可行的，其核心重點在於提供一個能夠持續運作的民主討論與代表機制。至於所謂的『選民』指的是擁有選舉權可以投票的有權者。旅居日本的中國人只有合格選民方為選民之基礎；再由這些選民從中票選出議員代表，讓代表既能行使相應的權利，也承擔起應盡的義務。

記者：我們知道海外民運人士在積極地推動中國民主化，在成立中國議會的過程中有遇到甚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成立後又遭到甚麼樣的組織內部問題，導致您三月佈達擔任日本區的負責人後，很快的又宣告辭去中國議會日本區負責人一職，且切割這個組織，可以談談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嗎?

王戴：「對我個人而言，加入中國議會並不能說是他們主動委任我。今年三月二日，在美國的相關人士通過Line詢問我是否有意願擔任中國議會日本區的召集人。他們向我闡述了組織議會的意義，強調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產黨除外），有容乃大協和萬幫。基於這個初衷，我答應了邀約，隨後才成為這裡的日本區召集人，而非由總部片面委任。

回顧歷史，部分中國民運人士在國內不敢發聲，他們透過各種管道逃往國外。西方國家當年針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向這些民運人士簽發了海外特殊簽證，例如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都發放了一次性綠卡。然而，許多人在享受到這份政治紅利、取得永久居留權後，隨著經濟環境改變，便不再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轉而向金錢與個人利益看齊，甚至迅速淪為中共的代言人、與中共同流合汙，以此獲取實質好處。

這正是海外民運發展多年來，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初衷。我在發表的文章中也提過，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守信』與『程序的正當性』。如果是真正為了推動中國民主化而奮鬥，我絕不後退；但如果是『為了反共而反共』的擺拍，甚至為了賺錢而將民運組織變成一條遊走灰色地帶的產業鏈，這與我的核心做人原則是完全相違背的。

談到與組織產生分歧並決定切割的轉折點，是在今年五月份各地區召集人的線上會議上。會上，該組織硬性設有須在年底前招募『1000名選民』的目標，並分為所謂的『大陸院』與『海外院』。然而當時海外院僅有300多人，距離目標相差甚遠。為了湊足人數，組織設立的門檻變得毫無準則——連共產黨員也可以加入，甚至不是中國人也能參加，只要口頭宣稱認同該組織即可，無任何甄別機制！我當時就提出質疑，這跟我當初預想的完全不同。在實際運作上，這些加入者的身分、甚至在所在國的合法居留身分都無法確定，說白了，很多人純粹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來。而我名義上身為召集人，卻被要求當個『甩手掌櫃』。對我來說，這與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完全截然相反。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議會究竟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的議會？當時副秘書長甚至對我表明：『你這個召集人只是個服務人員，沒有權力去監督他們（加入者）。』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因為『權利』與『責任』本該對等。缺乏健全的審查機制，導致什麼人都能混進來，長此以往，投機者充斥，整個團隊最終只會是曇花一現。

此外，在成熟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中，議會的運作主要是由『政黨』構成的，無黨籍議員雖能當選但畢竟是少數，絕非像這樣由來路不明的『選民』盲目拼湊。因為這些種種問題，我認為自己與他們已經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此，我在今年五月份時，就已經在線上召集人會上明確宣布過將退出這個組織。

記者：您在聲明書中表示，有心人士欲假借名義於九月名古屋亞運會期間發動抗議集會及自媒體拍片活動，能說明一下情況嗎?另外您也提到中國議會是名不符實、流於虛像的組織，成為有心人士利用抗議中共名義，申請虛假難民的身分，而對於民主運動組織，其制度、程序等，有哪些核心價值需要維持?未來中國議會的發展走向為何?這部分能和我們做深入的分享嗎?

王戴：「7月27日，以前邀請我進入中國議會的相關人士通過Line向我提出，有在日本的中國議會成員計畫在9月19日當天前往名古屋亞運會的主會場進行抗議行動。他詢問我能否一同前往，若無法赴名古屋，是否能派其他人參與，或者協助擴散這項行動訊息。

我當時聽了感到非常震驚。第一，我先前完全不知道有這項計畫的存在，更不知道在日本的這位成員是誰；第二，我一向定位自己是個務實、守信且腳踏實地推動民主化運動的人。我與那些熱衷於不顧日本當地的國情只想追求擺拍的檯面人物不同，我不想盲目碰瓷，只想腳踏實地做自己該做的事。這其實反映出某些檯面領袖的個人操守問題，他們往往只想出風頭、爭奪民運組織內部的各個山頭。

此外，關於組織流於虛像、被有心人士利用來申請虛假難民身分的問題，這與近年出現的『走線』現象息息相關。這個由福建人發明、將偷渡美化為『走線』的詞彙，原本在日本是不存在的。然而，這些走線來到海外的人士會四處尋找組織，有些人便找到了中國議會這裡。

但必須強調的是，想在局勢嚴謹的日本尋求政治庇護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當年西方國家的『六四政治庇護簽證』在日本根本不存在。到目前為止，除了法輪功、各少數民族團體以及香港人之外，被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入管局）認定為真正政治迫害的個案極其罕見。在過去的司法實務中，走難民審查途徑的個案，在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最終幾乎都是敗訴判決。

雖然在法律诉訟上打輸了，但日本政府在行政裁量上，有時會基於人道考量給予『準難民』待遇。這種『準難民』在法規上被歸類為『特定活動』在留資格，純粹是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的權宜認定。這與真正獲得官方全面認定的『難民』身分，在法律權益與保障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如果一個民運組織缺乏審查的程序正當性，任由這些人進來將抗議活動當成申請身分的工具，那整個組織就會徹底名不符實、淪為有心人士達到私人目的的虛像。

記者：離開中國議會日本籌備會的組織後，會考慮加入其他組織嗎?後續有甚麼規劃與想法?在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上，又該怎麼持續堅持下去?

王戴：「目前我不會考慮加入其他的民運組織。接下來，我將會專心經營我所參與的『民主中國陣線』，讓組織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並朝著初衷持續推動。這是一場長期抗戰，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來整合各方力量。對我而言，現階段就是把握好自己所屬的組織，腳踏實地去做該做的事。我們團隊中擁有能影響整個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優秀民運人士，我希望未來我們有能力將這些民主理念真正落實，並推動到未來的中國。

針對未來的民主路徑，我認為有兩大核心面向必須持續堅持與思考：

第一、我們必須有效借鑑自由民主社會在各方面的成功經驗。這之中當然包括被譽為『華人民主燈塔』的台灣經驗。然而，台灣經驗我們絕不能盲目照搬。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其民族成分與結構極其複雜，這與台灣內部對於本土或外來族群的認同環境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第二、中國大陸在族群與地域的複雜度上高出太多。以長江以北來說，地理幅員雖大，但共通語言相對較多；然而在長江以南，方言與宗族文化錯綜複雜。例如福建省，往往縣與縣之間相隔不遠，語言就完全無法溝通。這種語言與地域的隔閡，在民主轉型期極易演變成深層的族群矛盾。要如何去消弭與解決這些潛在衝突？這就需要一套最根本、能夠包容與協調多元聲音的民主機制。

記者：說說您對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未來看法及期許。

王戴：「談到對當前中國大陸局勢發展的看法與未來的期許，我雖然不是歷史的預言家，但我們必須深刻省思中國現代社會的集體矛盾。以『白紙革命』為例，中共在第一階段便迅速解除了封控，正是因為這種違反人權的極端防疫措施，早已累積了巨大的民間怨氣。然而，當怨氣的最大根源（封控）被解除後，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於政治變革的抗爭意識便在頃刻間大幅轉弱，這與當年『六四』時期的青年學生截然不同。

當前中國年輕世代普遍出現『躺平』現象，表現為不消費、不結婚、缺乏購買慾等消極抵抗。如果年輕一代長期陷入這種惰性，這個國家就沒有未來。而這種惰性的根源，正是來自於極端的社會競爭壓力與政治高壓。社會前進的原動力在於年輕人，如果他們缺乏真正的公民認知，國家就看不見真正的曙光。
這種缺乏公共意識的現象，同樣投射在海外民運組織中。後來加入組織的許多人，往往只想出風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根本不考慮公共利益。如果大家都只顧著打自己的算盤、各爭山頭，那海外民運就更不可能有往前推進的空間。

當未來的國家領導人真正重視自由、民主與法治時，才有可能徹底改變這個國家原有的價值觀。但在要求大環境改變之前，我們也應當反省自己：海外民運人士經過數十年的奮鬥，至今仍未能撼動中共這座大山，原因究竟何在？我認為主要有兩大關鍵：

第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民運人士自身的內部毛病與分裂。

第二，則是中共多年來持續透過各種手段進行精準的滲透與裂解。

俗話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在自由民主社會中，面對公共利益與社會公益時，這種極端自私的邏輯是絕對行不通的。

最後，針對近期湧入海外的群體，我想釐清一個關鍵的法律與人道邊界。有些人認為應該考量中國底層民眾嚮往自由、希望過上更有保障生活的權利，這點我完全認同，但這與法律上的『政治庇護』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一般的留學或工作簽證，各國政府都會根據自身的經濟規模與勞動力市場供需，進行自我政策的調節；然而，政治庇護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特殊救濟，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我們將會繼續帶著這份深刻的省思，往理想的道路堅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