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傳媒娛樂時尚中心總編 & NeoFashionGo & 華人世界時報 應瑋漢】防衛性民主，又稱「防禦型民主」或「防衛式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指民主國家在維護自由與公民權利的同時，為了保護國家存續與制度完整，對可能威脅民主秩序的個人、組織或政黨設置法律與制度性防線的治理策略。簡單來說，民主國家承認自由與法治，但不容許這些自由被利用來摧毀民主本身。卡爾·羅文斯坦提出的「防衛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源自對1930年代德國威瑪共和國崩潰的觀察：納粹利用民主自由入侵國會，最終自內部摧毀民主。羅文斯坦強調，「民主不包含自我毀滅的義務」，自由並非無限擴張，民主制度必須具備防衛能力。防衛性民主核心在於：對試圖利用民主權利破壞秩序的個人或團體，國家有權採取法律限制。其三大機制包括：一、對違反民主基本秩序者剝奪部分基本權利；二、解散違憲政黨；三、公職人員須對憲法與民主制度負忠誠義務。這些措施不是打壓政治，而是制度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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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何政黨若在關鍵制度爭議中，選擇優先保護自身利益，而非維護制度完整與國家安全，它暴露的不是短期策略，而是一種根本的治理邏輯。成熟的民主政治會在制度灰色地帶承擔代價，協助社會把模糊之處說清楚。它們明白，民主制度不是政黨利益的操作工具，而是國家運作的底層框架。然而，當政黨選擇站在灰色地帶，把制度漏洞轉化為操作空間，短期看似靈活、高效，長期卻持續消耗民主信任，侵蝕制度韌性。這種策略的核心特徵明確：凡不利於自身權益的規範，立刻被描繪成政治迫害或不公；凡對自身有利的漏洞，則被包裝成改革、正義、甚至是民意的象徵。規則不再是共同約束，而成了隨心所欲的操作工具。「這標誌著民主的倒退：規則不再是共同約束，而成了隨心所欲的操作工具，讓政黨得以『改革』之名，行『擴權』或『規避責任』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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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治理邏輯的危險，遠比單一政策錯誤或個人立場更深。民主不是沒有邊界的自由，也不是政黨利益的任意擴張。制度如果被工具化，所有法律、程序與國家安全底線，都可能被政黨的短期利益挾持。結果是，制度成了表演舞台，而不是守護民主與公民權益的防線。如果事件被用來炒作政黨利益、混淆焦點，民眾信任被削弱，民主討論淪為口水戰，那它就是破壞性的；但如果事件被用來逼迫制度改進、建立問責機制，那它就有進步意義，成為民主運作的正向試金石。換句話說，「牛肉在哪裡?」對人民而言是一面鏡子，照出民主制度的成熟度與公民社會的承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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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會在不利自身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捍衛制度，確保國家長期安全與公民基本權益。任何政黨若在這些關鍵時刻，只考慮自身權益，而忽略制度責任，所有制度漏洞都會被惡化，民主信任會慢慢流失。這種操作，不會立刻顯現危害，但長期下來，傷害的永遠不是政黨的對手，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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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自由的價值，不在於誰喊得大聲，誰曝光得狠；而在於事件能否被用來檢驗制度漏洞、提升透明度、強化責任制。當政黨把制度視為工具而非原則時，民主仍在，但它的靈魂已經被掏空。這是一個警示：民主不是理想，也不是口號，而是一套需要持續維護的規則與信任。失去了制度的支撐，任何自由都是空殼，任何保障都是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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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情況，制度修法成為必然選項。例如針對公職資格、國家安全敏感領域，應該明確界定規範，避免被制度漏洞或短期政治利益利用。這不是針對個人，而是建立國家防線，讓民主不被工具化。這種法理思路與操作，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自我防衛，也是民主成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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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回顧每一個事件、每一個爭議，不論是國家安全、政治制度，還是日常政策問題，真正的核心都在於：政黨是否把制度、國家與公民利益放在首位，還是只考慮自身權益？ 民主不是沒有敵人，也不是無限擴張自由；它是有底線的遊戲規則，是需要承擔責任、接受約束的文明秩序。只有捍衛這個底線，民主與自由才能真正保護社會、保護自己，而不是淪為一個沒有法治約束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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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並不是第一個面對「敵對政權」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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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罕見的，不是我們的處境，而是我們至今仍不願承認：民主也需要防衛邏輯。在全球政治史上，凡是處於分裂主權、內戰遺緒或長期敵對狀態的國家，幾乎沒有一個，會把「完全不設防」誤認為自由的表現。相反地，它們往往比穩定國家更早理解一件事–如果國家不能存續，所有自由都只是紙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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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的例子，對台灣而言格外刺眼。因為它與我們的處境幾乎一模一樣，卻走向完全不同的制度選擇。南韓憲法宣稱整個朝鮮半島皆屬大韓民國，北韓不是外國，而是非法的敵對政權。這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法律定位。因此，《國家保安法》毫不含糊地將北韓定義為「反國家團體」。結果是什麼？曾具北韓身分者，即便成功脫北、長期定居南韓，也幾乎不可能進入軍事、情治、外交與高階公職體系。不是因為他們不值得同情，而是因為制度不允許把國家安全寄託在個人表態之上。南韓沒有把這稱為歧視，它稱之為：憲政自我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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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西德，同樣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它從未天真地相信，只要制度改變，一切風險就會自動消失。凡曾深度參與東德政權、特別是情治與黨政體系者，即使政治立場轉向，也被制度性排除於司法、警察、軍事與外交核心之外。理由只有一個：民主可以接納人，但不能忽視體制記憶。這不是清算，而是風險管理。以色列的立場更為直接。在一個長期被否認存在權的國家，討論「是否應該限制敵對身分者進入國家決策核心」，幾乎是多餘的。以色列最高法院曾多次明言：
民主不包含自我毀滅的義務。因此，任何與敵對政權或組織存在法律效忠關係者，不可能被允許進入國家權力中樞。這不是保守，而是存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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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日本的語言最溫和，制度卻毫不寬鬆。它很少在法律中明寫「敵對」，卻透過嚴密的安全審查，把風險徹底阻擋在公務體系之外。防衛省、外務省等情資相關單位，對任何可能涉及敵對國家效忠關係的身分，都設有近乎不可通過的門檻。不需要高調宣示，因為制度本身已經完成判斷。放在一起看，差距其實很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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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敢在制度中誠實面對敵人。它們不把這稱為仇恨，不稱為排外，而是主權管理。它們清楚知道，自由的前提不是善意，而是邊界。反觀台灣，我們擁有高度成熟的選舉制度，卻在最基本的國安定位上語焉不詳；我們不斷談民主價值，卻不敢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 誰不能被授權代表這個國家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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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應為那些旨在摧毀它的人提供手段。」（Demokratie darf nicht die Mittel zu ihrer eigenen Vernichtung bereitstellen.）–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民主與自由只有在制度支撐下才有意義，失去防衛性，民主將成為空殼。文章挑戰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將「程序正義」極端化而忽視「主權安全」的盲點。它強調：界定敵人並非歧視，而是文明社會的自我保護。民主與自由若失去法治的邊界，只會成為自我消耗的修辭。沒有制度約束的民主，不是更高尚，而是更脆弱。國際經驗早已證明：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從不害怕寫下現實。它們把敵人寫進法律，把風險交給制度，而不是留給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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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曾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因該國法律對我國主權之敵對性及效忠義務之不可消解性，即使已完成形式上之國籍放棄，仍不得擔任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外交及立法權之公職。」台灣的民主成熟，不在於制度表面自由的擴張，而在於能否誠實面對制度可能遭遇的威脅，並以法律明確界定防衛邊界。針對「凡曾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的規範，是防衛性民主在台灣的具體落地– 不是對個人的歧視，而是基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風險管理。核心訊息是：民主不是沒有邊界的自由，制度的穩健與自衛能力才是自由得以長期存在的前提。透過明確法律界定與制度紅線，台灣不僅能防止制度被政黨利益工具化，也能確保公民權益與國家安全的平衡。換言之，這不是民主退步，而是體制成熟，是從「自由的表象」走向「自由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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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N – 東方數位新聞- EastDigitalNews – www.eastdigitalne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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