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傳媒娛樂時尚中心總編 & NeoFashionGo & 華人世界時報 應瑋漢】我們活在一個數據決定一切、邏輯扼殺想像的平庸時代。

「最大的心魔,是那些看過小說的讀者。」這句話,說得優雅, 卻也透著一種創作者的悲涼。九把刀深知, 文字的想像空間是無限的,但影像的鏡頭卻是具象的死胡同。 讀者腦海中的阿義與淵仔,可能是金庸筆下的翩翩少年, 也可能是古龍筆下的落拓浪子。 當他試圖將這些黑白文字轉譯成彩色畫面時, 他面對的是幾十萬種版本的期待。於是他選擇了「背叛」。他直言, 真正的忠實不是逐條執行,而是對靈魂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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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會中最令人發噱、也最耐人尋味的片段,莫過於那尊「 大佛」。在特效團隊的眼中,世界是有公式的。根據物理比例, 大佛在某些遠景中應該縮小到看不見。但九把刀拍桌子了, 他用一種近乎荒謬的口吻宣告了他的美學獨裁:「 我們拍電影的不是科學家,是藝術家。大佛有時候可以很大, 有時候可以很小,那是畫面決定的。」這是一句多麼美妙的諷刺。 在科學的世界裡,一加一等於二;但在藝術的世界裡, 恐懼可以讓一粒沙變成泰山,憤怒可以讓一尊佛像頂天立地。 這不僅是視覺的選擇,更是情緒的擴張。他拒絕了物理的平庸, 選擇了藝術的跋扈。

如果說大佛是美學的偏執,那麼選角就是一場對「台式平民文化」 的深情回收。長期以來,我們的武俠夢是被港片、被邵氏、 被張徹與胡金銓定義的。但在九把刀的眼裡,台灣人的武俠記憶, 其實藏在那些被影評人戲稱為「俗氣」的本土劇與布袋戲裡。他把「 玖壹壹」請進了劇組。這不是流量的權宜之計, 這是一場精密的文化實驗。春風演黑白郎君,健志與洋蔥演黃飛虎、 黃飛龍。這個組合聽起來像是一個冷笑話, 但背後的邏輯卻無比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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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的「苦行僧」精神: 他沒有選擇最帥的李小龍, 而是選擇了必須把自己關在厚重戲服與特化妝裡的黑白郎君。 為什麼?因為那是他童年真正愛過的角色。那句「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在春風的口中,不再是惡搞, 而是一種靈魂深處的共鳴。 玖壹壹集體行動的義氣: 這種帶點江湖氣息的團體感,完美契合了《功夫》 裡那種笨拙卻純粹的師徒情誼。九把刀甚至故意保留了那種「呆板」 的演法。那些不斷重複自己名字的台詞,那種不追求演技「安全解」 的選擇,本質上是對九〇年代電視文化的致敬。 他要把那些曾經被我們笑過、以為「不夠高級」的文化碎片撿回來, 在大銀幕上重新貼金。這不是致敬,這是認領。這是告訴觀眾: 這就是我們長大的方式, 我們不需要假裝自己是看著莎士比亞長大的。

如果說玖壹壹代表的是台灣流行文化的混血與狂歡,那麼戴立忍( 大寶)飾演的「黃駿」,則是這部電影裡最沉重、也最真實的底色。 在原著小說中,黃駿是淵仔與阿義的師父, 是那個點燃熱血之火的引路人。但在電影的大銀幕上, 九把刀與戴立忍共同完成了一次對「宗師形象」的暴力拆解。 他不是那種仙風道骨、衣袂飄飄的俠客,他白髮凌亂、衣衫襤褸, 與其說是絕世高手, 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剛從中壢火車站走出來的流浪漢。 這就是九把刀的「藝術家選擇」:武俠不該是懸浮的, 它必須長在塵土裡。分享會中,九把刀揭露了一段關於「拒絕」 的往事。戴立忍在當兵時曾是跆拳道教練,這份硬底子的功夫, 讓他坐在導演面前時,自信地提出「不用替身」的要求。 換作任何一個追求新聞噱頭的導演,這絕對是最好的宣傳點:「 金馬影帝親自上陣,拳拳到肉!」
但九把刀拒絕了。他的拒絕,優雅且充滿了諷刺的清醒。「 電影的第一原則:不能為了演員的一個帥氣,讓整個劇組停擺一週。 」

在原著小說中,藍金是一個功能性的棋子– 他冷血、扁平,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襯托主角的成長。 但影像創作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 演員的生命力有時會粗暴地改寫劇本。劉冠廷, 這個當代台灣影壇最不可預測的靈魂,賦予了藍金一種「不甘心」 的氣息。那不是單純的惡,而是一個被壓抑、被忽略的邊緣人, 對命運發出的最後一聲怒吼。當全劇組開始為這個反派著迷時, 九把刀面臨了一個導演的終極考驗:要按圖索驥,還是順勢而為? 他選擇了後者。他改了劇本,讓藍金不只是被擊倒, 而是真正走到武學的巔峰。這是一種溫柔的諷刺——原來真正的「 功夫」,往往藏在那些不被看好的靈魂裡。 當演員的生命力超越了原著,九把刀展現了一種罕見的謙卑, 他放下了創作者的執念,讓角色自己去尋找結局。

為了追尋心中那個五百年前的武術世界, 九把刀做出了一個極度不符合經濟效益的決定:在大棚裡搭景。 在這個CG可以解決一切的年代,他卻選擇在中壢的攝影棚裡, 像個老手工藝匠一樣,一磚一瓦地重現那些假山假水。 他追求的是一種「棚拍的戲劇感」,一種像《天涯明月刀》那樣「 觀眾從來不會質疑的假」。這種「假」,其實是一種極致的「真」。 它喚醒了我們對老派武俠片的集體鄉愁—— 那種在煙霧與燈光中建構出來的幻夢, 遠比冷冰冰的綠幕合成來得有溫度。同時, 他也對性別意識進行了遲來的補償。原本柔弱的花貓兒, 在電影中學會了戰鬥。這不是為了政治正確, 而是一種對時代脈動的自覺。「女生怎麼可以永遠只是被保護?」 這句問話,其實也是九把刀對當年寫小說的自己, 進行的一場跨時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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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的最後,九把刀留下了一句讓人心碎卻也充滿力量的話:「 能夠完成功夫的導演,可能不是台灣最厲害的導演, 但最想完成的導演,那就是我。」這句話, 聽起來像是某種敗戰宣言,但本質上,它是最狂傲的勝利信號。 在創作的路上,技術可以精進,預算可以累積,但那份「 非如此不可」的執念,卻是無價的。

《功夫》這部電影,註定不會是一部完美的、 滴水不漏的教科書作品。它會有缺陷,會有不科學的比例, 會有讓影評人困惑的「台式俗氣」。但它擁有最珍貴的東西: 它有根。它是一趟關於台灣人如何記得自己的旅程。 它回收了那些被棄若敝屣的文化碎片, 將它們拼湊成一幅屬於這個島嶼的英雄史詩。這不是復刻港片, 這是認領台灣。而這件事本身,就已經非常「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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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劉維泰看完特映會解讀九把刀電影「功夫」,他表示九把刀沒有把電影拍成粉絲服務的原著重製,而是以「導演視角」重新整理九把刀宇宙的敘事邏輯,嘗試讓高度文學性的世界觀,轉譯為可被影像承載的敘事結構。這是一種取捨,而非妥協。劉維泰理解「電影不是小說的延伸,而是另一種語言」。因此他在改編過程中,大幅刪減前史、壓縮人物線,甚至顛覆部分原作設定,目的不是背叛原著,而是避免讓電影在結構上因為忠誠而窒息。這種決斷力,對任何導演而言都極其殘酷,因為它意味著:一定會有人失望。但導演的責任,從來不是取悅所有人。在技術層面,《功夫》確實展現近年國片罕見的視效規模,但真正困難的,反而是人物密度與情感層次的調度。多線敘事、角色動機、節奏控制,全都建立在剪輯與表演的精準平衡上。戴立忍等演員的存在,並非明星加持,而是結構支撐;他們撐住了電影在奇幻與現實之間的重。九把刀並未將電影拍成單純的「爽片」,而是在商業框架內,保留了作品一貫的青春倫理:對正義的執念、對世界的對抗、以及那種近乎天真的相信 — 相信努力有意義,相信選擇會留下痕跡。《功夫》的真正價值,不只在於它能否票房成功,而在於它證明了一件事:台灣電影若要走向下一個階段,勢必要有人承擔「把故事拍大」的風險。
( EDN – 東方數位新聞- EastDigitalNews – www.eastdigitalne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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